基于幸福的管理

　　　　　　　　　　　　　－－关于管理方式的一种思考

 曹元坤

　　对传统管理方式进行反思，可以归类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基于老板的管理，以老板为最高目的；其二是基于组织的管理，以组织为最高目的；其三是基于全员的管理，以全员为最高目的。但困惑是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带来更幸福，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导致更努力。

　　心理学三项重要使命，分别是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帮助健康的人变得更幸福和更成功，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但一起到20 世纪末，心理学关注的主要是第一项使命。对此，美国著名心理学家Martin Seligman 为首的心理学家提出心理学应该承担二项已经被遗忘的使命，推动了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的发展。心理学应该理解并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seligman,2002.转引自Alan Carr,2004，P1），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并解释幸福和主观幸福感，以及准确地预测影响它们的因素。作为一种临床上的尝试，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增进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而不是矫治心理缺陷。（ Alan Carr,2004 ，P1）。

　　幸福（happiness），是一种以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高水平的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ivity)和低水平的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ivity)为特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Alan Carr ，2008，P40），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泰勒·本 沙哈尔，2007，P34）。由此带来的是问题的转向，从幸福到更幸福，即由“我幸福吗？” （泰勒·本 沙哈尔，2007，P7－8）转向为“我怎样才能更幸福？”，此举不但吻合了幸福的本义，还表明幸福是一个长期追求，永不间断的过程中的某一段。追求幸福应该是我们终生的目标

　　哈佛大学泰勒·本　沙哈尔教授（2007，P15－27）提出并区分了4种幸福的汉堡模型，分别是忙碌奔波型、享乐主义型、幸福型和虚无主义型。认为应该把幸福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2007，P55），当我们衡量商业成就时，金钱是最高的财富，衡量人的标准既不是金钱，也不是知名度、命运或是权力。他还指出，在过去50 年里，美国每一代人的富有程度越来越高，但幸福指数却没有什么变化。（P57）

　　同时要改变对工作的偏见，如果我们可以学会改变对工作的态度，把工作视为一种特权，而不是责任（对孩子也一样），这样，我们不但会感到更幸福，也可以尝到更多的东西同时有更好的表现（P98 ）。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压力对创造力的损害。传统理论认为，必须是有压力的工作，才能带来出色结果。现代理论则指出，枪口下的创造力，通常都会遭到枪毙的命运。虽然时间压力会使人们做得更多，也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更有创意，但事实上，压力下的思路通常创造力都是比较低的。时间压力会带来挫折，而当我们感到挫折或是经历其他的负面情绪时，我们的思路会变得狭窄、短线、更渺小以及缺乏创造力。（泰勒·本　沙哈尔，2007，P167 ）

　　基于幸福的管理策略的初步设想，其一是完善人性假设，确定人是幸福人（追求幸福的理性人）的人性假设；其二是以幸福感作为管理方式的评价标准，包括评价领导、干部、部门等；其三是注重过程，让员工快乐，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物理工作环境，并提供合理的薪资；其四是改变薪酬的发放形式，在保质薪酬总体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让员工体会更多的快乐；其五是让员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其六是改变对工作的态度，把工作视为一种特权，而不是责任。

　　进一步的研究课题有幸福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企业内部幸福感的准确测量问题、外部因素对企业内部员工幸福的影响问题、约束机制与幸福感提升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自然可评估性高的事物类别及配置等。 

主要参考文献

（1）Alan Carr（2004）.积极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况志华，任俊.积极心理学:人性的理性复归.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3）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心理学探新，2003，（3）.

（4）泰勒·本 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奚恺元，王佳艺，陈景秋.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

李嘉诚

陈丹青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付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熹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付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付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转引自《读者》2008年第5期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

（一）肢体冲突

《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是杨帆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善于反潮流的杨帆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表演了惊人的一幕：2008年1月4日晚上，杨帆教授准备上《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最后一课，发现不少学生交上作业后，就离开了教室。极大的影响了杨帆教授的情绪，杨教授怒斥年那些 走掉的学生，并且挑选两位男生守候大门，不允许走掉的学生在教室同学通知之下，重新返回教室。生态经济学的最后一课，开始朝向恶劣的方面发展了。
    
先有男生踹门，接着是杨帆教授大开骂腔，后有女生怒斥杨帆教授无聊，这句话惹恼了杨帆教授，勇敢出击抓住女生，肢体冲突开始了。杨教授弟子打来校园110，最后在保卫处进行调解，迄今为止，事态似乎也没有彻底收场。

为什么大学校园里面，整天都是这种新闻？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大学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能否具有平常心？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有两个小例子，印象深刻。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狂傲，目空一切。这时候，校方 决定要收讲义费，惹恼了五四运动的精英，到处抗议，还要出现打人的局面，最后事情捅到了蔡元培先生那里。激昂的蔡先生一点都没有退缩：谁再要闹，我给他决斗。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好多参与了一二•九运动，教务长潘光旦先生看到学生耽误了很多课程，非常痛心，不愿意让学生们再闹下去。结果学 生恼羞成怒，准备对潘光旦先生下手。我们知道潘先生只有一条腿，但是，仍有学生把潘光旦先生的双拐扔掉，直到校长梅贻琦先生来后，才结束如此闹剧。但是，讲究中和位育的潘光旦先生并没有把清华大学校警招来，把学生弄到保卫处说事。

我记得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一所大学，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老辈人之所以令人怀念，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也开设选修课，想同杨帆教授交流一下体会。我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也可以说，不点名是我上课的传统。而且，我上必修课，从来也不点名。我鼓励上课的时候，同学们给我提问。哪位同学有精彩的问题，我就会给他高分。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如何激发学生思考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我觉得是本分。但是，在教学生活中，看到太多的老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进行限制和压抑。我也喜欢在学生来的比较少的时候，让学生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对常来听课同学的一种鼓励。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杨帆教授的办法，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办法。
   
比起杨帆教授，惭愧得很，我没有一本著作，所以，我就不必在选修课堂上推销自己的著作，更不会想到购买自己的著作会与同学们的分数挂钩，杨帆教授，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走得有点太远了，你不觉得吗？
 
（二）如何上课

萧瀚老师似乎对杨帆的学术与人格，早就具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不会在“杨帆门”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表《逃课是自由的象征》。难能可贵的是，也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杨帆居然能够沉得住气，静观其变。表现很大度的样子，转载萧瀚的文章，事情真是很有意思。
    
坊间有些议论，不着边际。比如，这个女生没有选杨帆老师的课程，为什么得知该教室上课，还要往里面闯？

我在河北科技大学上选修课，也遇到这种情形。有些同学习惯把书包放在一个教室占地，然后吃饭，吃饭回来之后，发现教室里面在上课。作为一位学生，大概有三 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敢进去，只能在旁边的教室干等；还有一种是到里面拿自己的书包，出来之后再找另外一间教室上自习；最后一种是把教室当作自己的自习 室，一边看自己的书，一边听课。事实上，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位女生——小姗学友，就属于第三种情形。在我的选修课上，我理解第一类同学的选择，宽容第二类同学的选择，尊重第三类同学的选择。
    
暂且不论杨帆老师将上课与选修学分挂钩，还是将交作业与选修学分挂钩，这都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杨帆老师并没有上最后一课。杨帆老师觉得冤枉的话，我们只能说杨帆老师上了另类的最后一课：文武双全满课堂。
    
萧瀚老师那篇《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尽管描述的是自己的课堂，但是，确实写出了中国大学生的状况。从教学管理来说，哪所大学教务管理部门也不鼓励逃课，相反，制定了详尽的规程惩罚逃课的学生。就我的观察和体会，尽管学生经常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挂在嘴边，但是，学生们对于所学的课程，毕竟是有主见的。老师是产生知识，还是贩卖教条，学生心理清楚的很。表现在我的课堂上，必修课程往往表现的死气沉沉，选修课上倒是经常碰到自由思考的种子选手。
    
在网络化时代，大学课堂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风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流的大学老师生产知识，二流、三流的大学老师仅仅是贩卖知识而已。这些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学生看来，往往是经过意识形态扭曲的教条而已。在这种时候，如果老师整天贩卖扭曲的教条，学生逃课就会具有真正自由的象征。
    
在我所任课的班级里面，我从来不觉得那些把教条背的滚瓜烂熟的学生有出息，我鼓励自由的思考，三番五次告诫学友们：哪位学友自由思考的含量高，那么他的分数就高。
    
我不相信，学生们看到萧瀚老师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之后，才学会逃课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学生们早就学会了逃课，但是，我判断学生们具有自己的逃课理论：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就是要逃；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都不能逃。
    
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受益，打死他，他也不愿意逃课。我的选修课程就有铁杆粉丝，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因为每次课程都能看到这些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我没有统计，不知道自己的选修课是否中国最大的课堂。反正在河北科技大学，我这学期就是使用的最大的教室——讲堂群202，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才明白能盛600人。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不来，但是，我不可能占用学生的时间，进行点名，这样我就免除了杨帆老师点名的烦恼。
    
我也没有效仿萧瀚老师，告诉学生们——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我经常在第一节课开宗明义：首先，我不点名。我明白，不能利用自己讲课魅力，打动学生们，即使点名，岂不是无聊的很？
    
再说了，那些不愿意来的学生，你非得让他们来到教室，这不是双重折磨吗？首先，这些学生不是在教室睡觉，就是看闲书。要不就是互相发送短信，或者说笑打闹。所以，我说，大学老师还要依靠点名树立自己的权威，真是不智得很！
    
（三）重建师道

河北电视台的一位老友，母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听说“杨帆门”事件，痛心疾首，急忙与我联络，进行交流。当时，我正好上传了“杨帆门”思考之一。但是，老友的意思，透露出母校学生堕落至此的慨叹，所以，我就不便直接说出我的见解。因为，我的见解与这位老友正好是相反的。
    
网络上的意见，只要是批评那位女生的，恐怕多站在师道尊严的角度立论，所以连带着批判萧瀚老师《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即使赞同、同情那位女生的，似乎也有 些不大赞同萧瀚老师的意见。谁也没有想到，萧瀚老师成为大家转移话题的一个目标，人言可畏，网络议论恐怕更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管理，越是具有传统和品牌的大学，似乎越是宽松。那些通过扩招上学的本三学生，所受的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我就目睹了本三学友的烦恼，晚上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离开学校的；没有特别的允许，也不能在宿舍里面，只能到教室里面学习，所以，经常出现“双重伤害”。喜欢学习的同学因为掺杂了 不喜欢学习的同学，不可能学好；那些喜欢玩的同学，在教室里面也不可能玩好。
    
作为任课老师，还有没有像杨帆教授这么“较真”的呢？好像在我身边，已经非常稀少。越是年轻的老师，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怪现象能够看得比较开，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毕业的嘛！能够将心比心。倒是那些教学中的前辈，看不开。再加上心里面师道尊严作怪，如果具有杨帆教授的名声，对学生又是骂又是打，就不奇怪了。尽 管凤毛麟角，但是，哪怕只有这么一位，引发的动静通过视频和网络的传播，都是非常惊人的。
    
大学教授丧失尊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大学校园里面，真正值得尊敬的老师，屈指可数。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1949年以来长期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尊师的传统，扫荡殆尽。我不赞成一种肤浅的意见，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中国古代带来的。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我不敢说有多好，但是，老辈的规矩什么都破坏了，能说是好事吗？
    
大学合并和扩招，本来就是当时政府因为扩大内需，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涨的大学学费，使得师生关系，带着日益严重的铜臭味。从一般学生的角度观察，我 交了那么多费，老师就应该提供服务。顾客就是上帝吗？再说了，上不上课，那是我的自由。就像在商场买衣服，服务员敢那么横？我投诉你。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当作商场里面的服务员，老师对学生态度好是应该的，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学生评老师的时候，就给你打低分，看你怎么着。所以，有人说谁能哄着学生，谁就是好老师。
   
“杨帆门”给我们的启迪之一，就是重建师道。总共上九次课，就有三次没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觉得都不应该。教务处网页上写着杨帆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所以不能上课，但是，我们的学生是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天纵聪明，也想不到杨帆老师已经在网络上请假了。其实，比杨帆情形更严重的，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此种情形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大学老师日益丧失尊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规程写着：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出席学术会议、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到外面讲课、不准在上课时间接听手机。如果我是大学校长，学生们反映，一位大学老师在自己的教室里面连续接听三次手机，情况属实，我就会在这位老师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对这位无比繁忙的老师说：“既然您那么繁忙，请您另谋高就吧？”

农夫懂得：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可爱”的大学老师，有多少人知道：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害臊脸红。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在学生考试的时候，高门大嗓：“同学们，作弊是可耻的”。
论文又不是大白菜，多多益善，杨帆教授居然已经写出了一千篇论文，他具有农夫诚实的品行吗？

（四）学生期待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机缘巧合，被分配到北京南郊一所工科院校。组织没有给我进行必要的心理学训练，就赶着鸭子上架了。好在我自己似乎冥冥之中，具有当 老师的潜能，第一节课就开始赢得了学友们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学友们对我的鼓励和同情，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没有掌声，我觉得就不是成功的课堂。
    
我觉得当好老师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主要是自己是否具有兴趣和激情，什么是激情，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说话的激情。一位大学老师，不喜欢与学生交流，我觉得不应该让他接着当下去，这样会造成双重痛苦。首先是老师的痛苦，然后老师把自己的痛苦传导给学生。喜欢著书立说的大学老师，如果觉得上课是特别痛苦的事 情，可以提出申请，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发现上课特别具有激情的老师，比如说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先生，都是激情洋溢着课堂的老师，听他们说话特别受用。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都是有口皆碑的好教授，他们之所以受到学生的爱戴，哪里是迎合学生，而是出活的学术和优美的人格。
    
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怎么也要懂得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位好的大学老师，按理说应该达到将心比心的境界。但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里面，将心比心的大学老师恐怕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了。
    
我们成天嚷嚷进行大学改革，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
    
当代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构成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友们通过互联网扩大了对学科了解和把握，所以，大学校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甚至革命化的变化。而我们的 大学老师依然在教室里面迈着四方步，捧着教材，照本宣科，或者念着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课件，可以想见，互联网时代的大学学生对于任课老师具有极大的期待。我 们做大学老师的，理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遗憾得很，往往是学生已经具有自己的博客，而不少老师不知博客为何物；学生有精彩的言论，不少老师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转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时代，年轻人极有可能成为中年人的老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老村先生说的中肯：不少知识分子，一打开书本，就开始糊涂。我补充一句：不少大学老师，不打开书本，照样糊涂。一打开书本，就会更加糊涂。
    
就业的压力、学费的负担已经压在转型时代的大学生身上，造成了心理特别的一代。这是被转型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与其说他们是浪子，不如说他们是弃儿。这些大学生还上小学的时候，大学还是免费的，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开始免费。两头够不着，造就了表面上冷漠，其实内心无比寂寞的一代大学生。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大学生看起来都比较成熟，有点像社会青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他们太熟悉这样的字眼了：赞助费。赞助费都已经被写入学多省份教育厅的文件里面了，难道还不能写到大学生的心中？
    
大学倒是还没有公开收赞助费，但是，普通本三学生一年一万元的学费，难道不是变种的赞助费？大学里面的辅导员，对于大学生过早的成熟，功莫大焉。我们想一想，多少奖学金是足额发放的？多少助学金是足额发放的？
    
总有一些天真的孩子，似乎总觉得大学是单纯的，觉得企业里面良莠不齐。我听到他们这种诉说，不愿意泼一瓢冷水下去。大学早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有没有围墙。大学所为何来？无他，做人与做事。 
当代的大学老师，不论在做人还是做事上，配做学生的模范吗？
        
“杨帆门”给所有的大学老师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大学老师，拿什么拯救自己？拿什么奉献给学生？

（五）考试形式

“杨帆门”引发的导火索，其实是考试的形式。但是，由于焦点已经进行了转移，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比较关键的环节。
    
一般情况下，我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选修课起码也得安排一百五六十人。真有老师，在选修课上点名，听说花样还不少。这学期我上《大国崛起》的选修课，每个班大概有五百人，两个大班，如果我也如法炮制，岂不是要命？
    
根据杨帆老师最后一课的情形，杨帆教授结课方式是写作业，据我查阅网上流传的杨帆教授《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只要最后一课交上就可以。如果杨帆老师开宗明义，必须听最后一课，下课的时候，才能交结课作业，当初注意沟通，原本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遇到过杨帆教授最后一课的情形，可能由于我人微言轻，没有必要耍大牌，所以，心里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同时，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形，即使是最后一课，学 友们也愿意接着听我讲课。非常奇怪的是，本学期有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教务处安排第九周开始，十八周结课。我们学校十六周已经进入复习考试。但是，复习考试并没有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上座率，课堂气氛热火朝天。

为什么原本不算问题的，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根据萧瀚老师对杨帆教授的判断，这是早晚要发生的，早发生，比晚发生似乎还好一些。萧瀚老师的证据是， 在学术讨论会上，杨帆教授从来都是一场战斗，不把论敌的嚣张气焰扑灭，那就不是杨帆教授。这一点，杨帆自己也不否认。
    
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如何结课，这是老师的自由。杨帆教授可以选择考试，闭卷考试也未尝不可。杨帆教授恐怕已经忘记了，最后交一篇论文就可以 结课的承诺。否则不会出现部分同学最后一课交了作业直接出去的一幕，如果这些学友交完作业，回到座位上，接着聚精会神听杨帆教授讲课，杨帆教授也不会受到 那么大的刺激。我们说，就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帮杨帆教授了，因为，他突然改变规则了。所以，我们说，杨帆教授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自己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此种做法，当然令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惊异。后果的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了。
    
如果，第一个同学到讲台上交作业时，杨帆教授大吼一声“不允许”，也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闹剧了。但是，当时杨帆教授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还在判断交作业的同学是否直接走掉。
    
坊间有一种议论，杨帆教授早就该教训一些80后学生了。现在到哪里寻找对学生这么负责的老师？这种意见糊涂，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认真负责，因为，杨帆的一贯表现，并不是认真负责的作派。问题的关键，既然早就规定的程序，杨帆教授为什么自己不按牌理出牌？

（六）世风日下

“杨帆门”中受到伤害最深的，也许就是那位女生——小姗。只要是批判女生的议论，大多从师道尊严的立场发挥。“不管老师怎么样，你也不能说老师无聊啊！”言外之意，杨帆教授的自尊，都被这位没有选课的捣乱女生抹去了。杨帆教授辩解的理由更是有趣：当时讲孔子，你说无聊，这是对孔子的污蔑（大概）。
    
杨帆教授没有想到，文武双全、气势磅礴的一节课，居然让这位小女子给折杀了。尽管《北京青年报》编辑采访当事女生时，这位女生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宽容，觉得杨帆教授的荣誉全让自己的冲动摧毁了。但是，杨帆教授心里面，不知道是否认为检讨至此已经相当深刻，应该宽容当事女生？
    
“杨帆门”通过网络，已经将事件放大了千万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杨帆门”到底是谁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当事女生、杨帆教授、萧瀚老师，在网络的世界里，似乎没有赢家。
    
如果杨帆教授主导事件的后续过程，那么，杨帆教授肯定觉得，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巨大的错位和脱臼，亟需校正。网络上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议论，支持杨帆教授的网友，大多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并且存在着进一步妖魔化80后学生的倾向。
    
我过去就是这么糊涂，有一段时间，没有对80后学生将心比心，而是抱着九斤老太的老脑筋，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言外之意，我们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到底我 们读书时候如何呢？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差不多没有花多少学费，就读完大学了。现在供一个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起 码也得十二三万吧！如果是艺术类的学生，正好又是本三的学生，没有二十万行吗？
    
现在的大学生，国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家庭负担，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感受了上学的压力和负担，我们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生，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吗？都说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奇迹的背后是如此沉重的包袱？经济学家能解释通吗？所以，80后大学生，天生就有一种忧愁和焦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朱镕基时代，正好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高峰。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都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导向。衰弱的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深思 明辨，就被拉向了不可预知的轨道。大学教师三六九等的津贴制度、中国科研生产的畸形机制、层出不穷的评估，使得大学教师群体日益矮化。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 号角，一旦吹响，哪里还能停下脚步？
    
科研型大学的迷梦，做大做强的口号、新校区的大干快上、本科教学评估的倒计时，都把大学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能，吹散到九霄云外。
    
谁能够理解，行走在偏僻空旷新校区的学友们，夜晚没有师长可以倾诉的烦恼和郁闷？谁舍得时间，愿意与学友们在闲暇的日子促膝谈心，谁即使赶不上班车，也要与种子选手交流思考的收获？
    
我最不愿意听到身边的老师，抱怨这些80后的学友们：“现在的学生们，都是什么成色？”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怎么好学生，都知道是自己教出来的；遇到不满意的学生，就不是自己教出来的？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坏学生都是让坏老师教坏的。
    
大学里面出现了世风日下的局面，我们每个大学老师都有责任。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拿很高的津贴，没有一定的职位，就可以脱离开这一切责任。
    
我们作为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是否忠于职守，我们是否付出了热忱，我们是否给学生一丝的关爱？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是有温度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温度，温暖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友们呢？

（七）良师萧瀚

特立独行的萧瀚老师，开宗明义——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不明所以的网友，看到萧瀚老师的题目，就觉得非常反动。本来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真抓的老师就少得可怜， 这位萧瀚老师居然还鼓励逃课，岂不是把自己竖成靶子？一般头脑糊涂的网友，尽管觉得杨帆不妥，但是，萧瀚对课堂无为而治，允许学生逃课，这成何体统？萧瀚 老师，自然成为移动靶，百口莫辩。
    
萧瀚老师平素结交的都是君子，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萧瀚寂寞素朴的追远堂变成了一般人士泄愤空间，背着误导学生嫌疑的萧瀚老师，实 在难以忍受奇耻大辱，做出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举动。杨帆门事件整整一周之后，也就是2008年1月11日，萧瀚老师在自己的博客——追远堂，登出文章，公告 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递交辞职书，辞去中国政法大学教职。
    
坊间对于萧瀚老师的辞职，冠以“勇敢的批评、暧昧的辞职”题目，倒还比较贴切。萧瀚老师在辞职信中，愁肠百结，欲说还休。似乎不愿意因为杨帆门让中国政法 大学的学友受到伤害，似乎在教师伦理上与杨帆不共戴天，似乎为了中国大学的清明，“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辞职不是不可以，这是萧瀚老师的自由，相对逃课来说，辞职更是自由的象征，大概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萧瀚老师不是思考一天两天，临时的决定吧！

冒昧得很，我挺喜欢萧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萧瀚老师的影子，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不爱开会，不爱填表，喜欢顶撞领导，落拓不羁，这就是我的写照。 不知道萧瀚老师如何上课，反正我一上课，就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反正我一点都不愿意不玩大尾巴狼。不用多媒体，不念教案，不上讲台，我属于比较典型的 “三无老师”。所以，在迎接评估的伟大热潮中，具有爱心的学院领导开导下，总算有点上课的样子，经常带一公文包。
    
萧瀚本来就是法学才子，门路宽广的很，所以，当时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在哪里还不是活！但是，萧瀚天生是老师的料，因为他对学生有爱。
    
萧瀚老师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态，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感觉萧瀚老师在上最后一课之前，思虑再三，踌躇已久，到底是否离开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最后一课的演讲辞，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法大学子的关爱，高扬着独到的大学理念。
    
我不大相信，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萧瀚老师，忍受不了网友的攻击谩骂，而辞去教职的。因为，我相信心里无私天地宽。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政法大学依然有用于担当的人物，萧瀚顶头上司，对萧瀚啧有烦言的何兵副院长，这位体制内的中级官员，在博客发表了自己看法，萧瀚不是好员工，但萧瀚是个好老师。
    
萧瀚老师一向飘逸，雅致，可以说是一个在精神上特别有洁癖的老师，他当然忍受不了野蛮、粗鲁的行为，只是不愿明说罢了。大学老师的良莠不齐，绝非一日，但是，所有硬件都向高标准看齐的大学，为什么在精神境界上如此低迷？
    
良师萧瀚，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固然是法大学子的伤痛，但是，其他大学的校长面对这么好的老师，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
    
难怪我们日益倒退，看起来处于滑坡的大学，还要一直滑落下去，萧瀚辞职可以惊醒几个人，但是，制止不了大学制度安排的堕落。

萧瀚老师离开了，杨帆心里滋润了。

（八）杨帆其人

杨帆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当过老师，他不知道老师应该怎么当。杨帆的简历确实很简单，1951年出生，1984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硕士，作过研究所所长，天津开发区、深圳特区都干过，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经济，顺便读了一个博士。2003年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中国政法大学。都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正儿八经教过书。一个五十岁的人，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都没有，说实在的，就引进过来当老师，这种事情，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一个，很多大官退休以后不是也愿意到学校 去吗？

这位名满天下，经常将“写了一千篇 论文、著作十五部、引用率国内第一”挂在自己博客上招摇的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真是包揽天下，并吞八荒的气派。但是，杨帆忘记了，大学者，师生从游之所也。
    
也许，杨帆就觉得自己是大师，给中国政法大学带来了无限荣光，至少，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千篇，著作增加十五部。这是大学没有摆脱量化的 幼稚举措所致。学术不是大白菜，论堆卖。杨帆自己说已经写了一千万字，有什么意义？难道杨帆贡献给学术界的就是“与澳大利亚开战、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 进行西部大开发”诸如此类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惊人之语吗？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里面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当然，一向傲慢的杨帆如果看到我引述前贤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谢志浩，你是哪根葱，还轮不着你说话。
    
尽管杨帆已经五十七岁了，我还是劝告杨帆：大学老师，更应该懂得爱。不懂得爱的老师，是不配称作大学老师的。
     
我希望通过杨帆门，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改变量化的机制，应该从学术品质和道德操守把关。

（九）师生关系

“杨帆门”这种极端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一种恶劣的师生生态格局。如此“密切”的师生关系，尽管在中国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前些日子不就传来中山大学 艾云灿教授体罚学生的丑闻？南北两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殴打学生，在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细心想来，在精神上摧残学生的老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我不 敢说是多少，但是，就我耳闻目睹，所占的比重，确实非常高。
    
杨帆有三次没有及时通知中国政法大学选课的学友们，据说写在教务处网页上了，可见，教务处认同杨帆请假的。经常请假这种事如果出现在其他老师身上，我们不 能说这不是教学事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如此具有人文关怀，早就考虑好了，既然杨帆是名流，学术会议多是难免的，所以，即使三次没有上课，都不是教学事故。我们不怕规章制度，我们怕的是如此具有弹性的制度，还能不能算是制度？
    
杨帆讲课的派头十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动不动就带着几十公里外的研究生来到昌平上课，我们也不便说什么。但是，杨帆不能来上课，为什么不安排学生干事在 黑板上写上“杨帆教授有会，《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课程顺延”？
    
当然中国大学校园中，大量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师生关系——没关系。老师上课念一下教案，表演一番，学生观看一番，下课之后，各奔东西。可以说，随着院校合并和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的师生关系，每况愈下。
    
为什么？原因是明摆着的。老师往往坐班车跨校区上课，桥西的老师偏偏安排在桥东上课，下课之后，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等班车时间，首先老师上课就要对自己 进行约束，如果拖堂，学生们还有课怎么办？这个教室下节课还有班级上课怎么办？关键是老师讲课时间超常，来到楼下，班车已经走了，你又不是校长，司机师傅 到点就走。从桥东打车到桥西，恐怕最少也要四五十元，让老师买单，合适吗？

为了避免跨校区上课的麻烦，不少学校盖起了新校区，不知道哪个部门的老爷规定新校区不允许盖教工宿舍楼。老师们的不方便，比起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 以，中国各地的新校区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学友们要问老师问题，老师一手拿包，一手拿着水杯，箭步蹿出教室，嘴里吐出“没有时间了”。真有较真的学生，追 着老师一直到班车点，这时候，班车正好来了，学友只能眼巴巴望着老师，依依不舍作别。

晚上，中国各地大学的新校区，都是年轻人的时间和空间。聪明的大学管理部门，还组织一些业余文化活动，但是，对于具有教书育人担当的大学来说，这些业余文化活动仅仅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年终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写上一笔：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细枝末节的活动，怎能满足年轻人做人与做事的追求？

我觉得导师制是一种相对不错的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几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思想和学术。当然，已经越来越雇佣化的大学老师，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会认为：吃饱了撑的，跑科研项目、弄职称、填表、奔波于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你精力居然如此过剩！
   
我建议中国的大学校长、教授，别整天跑项目、迎评估、请院士、弄科研、发论文什么的，争取在2008年利用一年的时间，想一想：大学的弊端，有多少是自己的责任。
    
出了丑闻，能够正视，痛定思痛，也不算是特别丑；但是出了丑闻，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大学最大的丑闻。
    
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一点怕与爱？

（十）反省大学

“杨帆门”在中国大学里面，还不是最邪门的事件。不是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吗！
    
我记得秦晖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现在，我接着秦晖先生的意思说：中国大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其实哪国的大学没有问题呢？为什么单单中国大学问题这么严重？不会是危言耸听吧！
    
我作为大学教师里面的草根，眼看着中国大学富裕起来，眼看着大学里面涌现许多成功人士，眼看着中国大学朝着死亡的路径飞奔。由于看不懂大学，就特别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自己接着开始忙活，追寻中国大学的历史，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梳理当代大学的问题，编了两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重建大学的尊严》 《北京大学改革：反省与更新》，总算是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弄明白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我研究的一个参照系。现在看来，谢泳、陈平原、杨东平、智效民这些研究大学史的先进，都有美化过去的大学的冲动和倾向，我自己也未能免俗。为什么这些先进都存在美化民国时期的倾向呢？当代的中国大学实在不争气，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是不怎么样的，都有底线。当代中国大学，与大学硬件快速提升相伴随的是日益堕落的大学校魂，到底堕落到哪里算一站，真是很难说。
    
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底线，首先，大学校名不会像当代大学变来变去，院系名称也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涵盖的学科也不会飘忽不定。这些都是大学的皮毛， 民国时期不学无术的党棍根本不可能在大学里面如鱼得水，横行无忌。那时候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那时候的校长，所服膺的大学理念，差不多都是蔡元 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那时候大学没有校训则以，一旦有自己的校训，都具有典雅的文字和深厚的底蕴，哪像我们匮乏到只能想到“爱国、奉献、团 结、创新”，而且就象得了传染病似的，互相克隆。那时候，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尽管有左中右派别之分，但是，在大学理念、学术操守方面，大家具有底线认同。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大学的学术生态循环中，政治和经济绝对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大学的力量。尽管国立大学经费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政府干涉大学的事情不能过度，因为大学具有独立的品格；那时候大学教授共同体的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他们知道哪些教授作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且教授的意见政府必须重视。陈立夫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这位部长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要进行学术评奖，我们看获奖者是华罗庚、陈寅恪、闻一多真正的大家。民国时期的大学，奉行兼容并包，所包容的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学者，那时候的大学校长根本不敢把退休官僚兼容到大学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能干：不仅退休官僚——邵华泽、范敬宜、赵启正可以兼容到著名学府，而且在职的官员弄个博士学位、客座教授，易如反掌，那些末流大学校长，想巴结还巴结不到呢？所以，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都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稀缺资源，而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真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苟且偷生的一代：不敢向权势集团说不，有能耐向草根说不；向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晚辈邀宠献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又打又骂； 没有勇气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有能耐呼喊“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没有胸襟提拨真正的学者，但是经常聘请明星成为客座教授；中年的秦晖教授不能带博士生，卓越的单少杰不能成为教授，张鸣不平则鸣就被抹掉系主任……
    
要我说实话，中国大学能要的地方实在已经不多了，但是，穿过黑夜的我的手，还是能够触摸到一点光明，厦门大学不就把谢泳聘过去了吗？
    
既然，大学已经暴露了这么多弊端，通过望闻问切，就会清楚病灶在哪里，我是改良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宏大目标、点滴努力吧！
    
自由、平等、民主的光辉，一旦照亮中国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人，便会解放成为真正的人。

（十一）课堂自由

萧瀚老师因为“杨帆门”事件，引咎辞职，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刚烈之士。杨帆首先不会想到自己有问题，其次有什么事情都能死磕。不要 说唤醒社会，就是杨帆都不能被唤醒，可见道义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事女生却具有道德觉悟，觉得自己不够宽容。具有底线良知的人，才 能够被唤醒。
    
萧瀚老师辞职的一大原因，就是那篇很纯正的文章——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以我所见，逃课获得的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读过大学的学友，没有逃过课的，绝 对是少数。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就读的时候，不瞒各位先进，可以说是我们班里逃课最多的一位。作为获取这种消极自由的代价，好几门功课，被挂 科。
    
有人说，这时候，你逃课逃到哪里去了？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互联网，否则我可能到网吧里面消磨时光。我只能老老实实到图书馆里面，目的很明确，查找资料，在讨论课上把我不能容忍的观点痛批一顿。
    
有位网友说得好：花了那么多钱，谁愿意逃课，可是，一遇到那些照本宣科的就没有脾气了。
    
上课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所占的时间很长，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上课学不到东西？难道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不讲玩意？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探索，真正出活的课堂，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伯拉图学园、或者宋代的书院，导师和弟子联袂在名山大川，卜宅而 居，坐而论道，神思明辨。直到现在，欧美学府保持着一种讨论的传统，导师开大量书目，学生写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宣读和评议，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推 崇的“席明纳”。
    
当代的大学之所以进行一种教条式的宣传，坊间有一种议论，说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
    
大学既然是思想的探险，那么大学课堂理应充溢着自由的空气。但是，自由的空气有点稀薄，呼吸困难。大学课堂充斥着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与当代中国大学的 生态格局有着关联。老师们讲的都是克隆别人的，这样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最保险的。按照某大学的老师规程来讲，就是课堂上讲述正确的理论。自然科学我不知道，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末流的大学老师都以讲述“正确的理论”沾沾自喜，“正确的理论”几乎可以等同于绝对的真理，是不容学友们置喙的，但是往往沦为“正确的 废话”。所以，这里我说一句话：多少大学老师的课堂上的风气特别具有中世纪修道院的氛围。
    
大学课堂上就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一幕，首先老师不愿意学友们提问。学友们质疑，老师会解释说：教案早就写好了，里面没有安排提问时间。其实，这都是骗人的借口，遮掩不学无术的本质。
    
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课程，不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只能充当庸俗的辩护士。大学课堂，伤心之所。明明大学已经超负荷，严重超载，非要说成这是做大作强。明明农民进城打工，本来已经成 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非要创造一个名词——“农民工”。明明北京市的繁荣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但是非要号召政府制定政策限制低素质的人群进入北京。中国有多少大学教授，变成了“叫兽”；所谓“叫兽”者，嚎叫的野兽是也。
    
应该对大学课堂来一个启蒙运动，运用理性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大学课堂依然在仰望星空。
 
（十二）精神养料

人孰无过，过而改之，就是很好的事情。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预先找好退路，中国的大学老师在与学校的博弈中，没有办法不处于弱势地位，除非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者是政协常委、人大常委什么的。中国单位制度的社会安排，使得大学老师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流动的。

大学老师的道德境界的矮化，与这种单位制度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密不可分。萧瀚老师尽管表面上没有遇到潜规则的骚扰，但是，通过网络放大的 “杨帆门”，激荡着汹涌的波涛，萧瀚老师在这种波涛之中载沉载浮，心里觉得可能有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恐惧。
   
一种让人心绪难平的局面和生态就出现了，要么乖乖在大学里面默默任教，要么被赶出大学之门。说实在的，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是与他们的生存能力相匹配的。
    
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大学教授丧失了尊严和担当。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最没有正义感的群体之一就是大学教授。萧雪慧老师长期不能讲课，我们装聋作哑，单少杰先生不能成为教授，我们甚至连唏嘘感叹的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所关怀的只是自己的蝇头小利：课题、职称、项目、基金。

大学是思想自由的象征，我们不仅没有道义感，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具有理性的清明。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热烈赞同杨帆教授的提议，希望深入讨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进一步深刻反省：到底我们是吃着什么长大的？

2008年1月9日—18日，石门书菜楼

转自《学术批评网》

　　尽管事前在很多人预测，国民党将在台湾立委选举中获胜，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民进党具有很高的“选举技巧”，经常有可能出奇制胜。我个人也是等待观望，密切关注。

　　我本希望，通过台湾的民主进程，至少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华人也可实行民主的优质案例。然而，现实中的台湾，经常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流氓的目的。正是这样的事实，让我对华人实行民主，有一种恐惧！对华人实行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怀疑。我经常在想，难道华人真的不能实行民主吗？历史上许多事实，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出现那么多的汉奸伪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那么多的流氓阿飞。我不得其解！

　　为什么对华人，实行专制统治，产生的大都是奴才；而一旦实行民主体制，则产生的大多是流氓？！如果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向往的是民主还是专制？

　　好在1月12日的台湾立委选举，又重新点燃了我的一点点希望。原来，台湾民众并不总是成为他人实现流氓目的的手段，台湾人已经在真正懂得运用民主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目的！那为什么，在以往的历次事实中，发生过那么多的流氓事件呢？

　　其实，已经有一个明晰答案了，这就是：民主的代价！

　　所以，我们必须追求民主，但我们又必须冷静！我们必须清楚：追求民主是有代价的！只要实行民主，就不可能不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插曲，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不和谐的噪音，就放弃对民主的追求。指望民主是没有代价的、是平坦无曲折的进程，只能是一种空想和幻想！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

家人的和谐让我感动

同仁的奉献让我感动

朋友的真诚让我感动

领导的关爱让我感动

学生的努力让我感动

希望的2008

－兼论一些有才之士为什么得不到重用

　　1.忠诚原则（又称效用不减原则）。行政官员如果要用一个人，至少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确保自己所拟用之人对自己忠诚，如此确保这个人真正提拨之后，至少对自己不会有坏处，也即对自己的效用至少不会减少。当然，能够增加效用是行政官员用人的基本预期。

　　2.能力原则。行政官员一般不会用一个除了忠诚而没有多大能力的人。所以，行政官员要提拨重用一个人，除了要求拟用之人对自己忠诚之外，还要求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能力，确保这个人提拨重用之后，能够做出一定成绩，既以事实服大众，又为自己赢得用人惟贤的声誉，进而起到夯实基础、持续发展的效果。否则，自己所提拨之人的行为有可能既难于服众，又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提拨重用，一方面要努力做好工作，创造优异绩效，另一方面也要抓住各种机会，利用各种途径，让掌握用人权力的人能够对你有所了解，了解你对他是否忠诚可靠，也了解你是否有真才实学，如此，你就有可能真正得到重用。如果你认为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记住：金子会发光，仅仅表明你有能力，但不能表明你的忠诚！

    不过，当忠诚原则与能力原则发生冲突时，忠诚原则最大可能是赢得最后的胜利！尽管行政官员刻意使用忠诚原则、能力原则去选择自己可能重用之人，但经常性的是由于众多有能力之士不太注重与掌握用人权力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进而失去许多推荐自我和让上司了解的机会。与此相对照的是，相当部分“无能之士”却能够经常性的利用各种机会与上司进行交流，使上司至少感觉到自己的忠诚。如此，就不难理解，真正能够得到重用的人之中，依然存在部分才低德差之辈！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述人的外表，乙万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涕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甚忧。
    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tradingl position)，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 ——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
　　
    希望我的回帖能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对“租赁”感兴趣，请跟我联系。”——罗波．坎贝尔（J•P•摩根银行多种产业投资顾问）

    《读者》2007年第24期 

招聘：企业管理优化的关键之门

曹元坤　袁会娜

　　迈进微软总部，人们的第一感觉往往不是踏入了一个世界顶级公司，而是一座大学校园。在这里，公司的每一幢办公楼都有X型的双翼和各种各样的棱角，使每个办公室的窗户增多，员工可以很好地欣赏附近的风景；在这里，来往的员工没有统一的制服，而是身着舒适的休闲服；在这里，你看不到十几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紧张工作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单独的装扮别致的“温馨小屋”；在这里，有无限的免费饮料，有公开的材料室，员工可以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这种宽松的管理环境使得每位员工都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性，同时也体现了微软高度独立的企业文化。

　　也许你看到这里，一种羡慕之情会油然而生。

　　如果你是员工，你可能会对自己所处的公司僵硬刻板的氛围迸发出不满的情绪，为什么自己的公司就不能如此实施这般的管理呢？如果你是管理者，你可能会惊讶，这里的员工怎么这么好管理呢？自己公司的员工，你不盯着，他要不就会偷懒，要不就会引发出这样那样的事端来。

　　请你暂时静下来，看看微软公司的招聘。

　　微软公司在招才纳贤时，一直把寻找最优秀的人才奉为“圣经”。正如微软公司负责招聘工作的戴维•普里查得先生说：“微软在吸纳人才方面的目标是：寻找比我们更为出色的人”。微软对应聘者的两个最基本要求是：（1）创造性。信息产业瞬息万变，对一家信息产业公司来说，缺乏创造性，则注定要不进而退。（2）可塑性。比尔.盖茨只青睐高智商的人，因此微软在招聘机制中对人的学习和再学习能力提出了空前的高要求，例如：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微软会问“为什么下水道井盖是圆的”或者“在没有天平的情况下，你如何称出一架飞机的重量”？给你两个8，两个3，只运用加减乘除和括号运算，如何得出24？等诸如此类“稀奇古怪”的问题，目的在于考察应聘者的“聪明度”。另外，在招聘活动中公司主管领导参与是微软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了微软对招聘工作的重视，对人才的重视。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原来，微软公司宽松愉快的管理是建构在严格细致的招聘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这种严格细致的招聘，微软公司招聘进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高度自律的具有很高素质的人。因此，在微软中，每个人都是best of best，谁也不甘落后，正如微软的一位员工这样说道：“如果一个部门20个人，就你一个努力工作，你会不会做下去？如果20个人，19个在努力工作，你会怎么样？”。人是人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新来的优秀员工什么都不用想就知道努力工作。

　　微软公司宽松愉快的氛围与严格细致的招聘，昭示了招聘在公司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首先是通过严格细致的招聘，招聘到高度自律的优秀的人，其次才是宽松愉快管理的实现。否则，在不重视招聘基础之上的宽松管理，将有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

　　因此，招聘工作与企业所奉行的管理风格密切相关，招聘重视一时，管理更多充满和谐，招聘轻视一时，管理更多充斥困惑。正如醉尔思冰激凌公司总裁兼CEO加里•罗杰斯所说：“如果你舍不得花时间和精力来‘招贤纳士’，那么你将来在管理上碰到的困难会花去你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招聘与管理有着联动效应，高效、宽松的管理是建立在严把招聘关的基础上的。

　　具体而言，招聘对优化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降低管理成本。“利润”二字永远是企业的命脉。企业如果在招聘工作中重视应聘者的专业胜任能力，则在日后的管理工作中可以减少由于员工技术不过关而增加的培训成本。另外，在跳槽现象日益普遍的今天，如果企业从开始就加强对员工忠诚度的考核，则会适当降低员工离职率，以致减少员工跳槽对企业所带来的损失。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估计，替换一名普通员工的成本约占员工全面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另据美国管理协会的报告，对机能紧缺的岗位替换一名员工的成本要相当于其全年工资收入的1.5倍。由此可见，招聘工作的好坏与管理成本休戚相关，重视招聘则降低管理成本，反之，则会增加成本，进而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

　　2．提高管理效率。效率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完成同样的工作所用时间的缩短，另一方面表现为相同的时间内工作总量的增加或工作质量的提高。招聘到有较强责任感的员工首先他会有效的利用时间，不会在离开监督时偷懒。其次，高度的责任感会促使他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从而降低返工率，提高产品成品率，使无用功减至最小化。

　　另外，招聘对管理效率的提高还体现在决策的执行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力上，一方面，优秀的员工能做到令行禁止，对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行动。另一方面，对新事物的接受力强则能够缩短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所需要的时间，同时，当企业对员工进行部门间调动，或地区间调动时，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可以缩短适应周围环境所需要的磨合期。因此，企业重视招聘工作能够提高管理效率，有效地利用新技术和进行时间管理。

　　3．丰富管理方式。成功的招聘工作为企业带来的是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即管理的灵活性。对于自我约束力较强，时刻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员工，企业可以摒弃传统的监督方式，而实施更加人性化、自主化的管理。如实行弹性工作制或缩短工作周制度，同时，对于拥有高度自律性的优秀员工，他们不需要企业花费监督成本，而只需为他们提供让其才能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些优秀的人自然会为企业创造最大的效益。

　　4．体现管理理念。优秀的员工成就了优秀的企业，而优秀的理念成就了优秀的员工。众所周知，研发一个新产品可以领先六个月，创新一个流程可以领先十八个月，而只有理念和文化一流的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领先。但是如果一流的理念只在空中飘，口上传，是不够的，让理念转化为行动企业才能基业常青。而优秀员工一方面能更深入的领会企业文化，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行动，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其他人员的标杆，促使其他员工的自律，使整个组织的管理理念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树立管理形象。招聘活动严密策划，组织有序，一方面，可以吸引众多的求职者，为求职者提供一个充分认识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企业管理形象的体现，如果应聘者已经到场，而企业的招聘人员才陆续进入，则会让人们怀疑企业的时间观念，组织能力。同时招聘人员是外界了解企业的第一面旗帜，如果招聘人员在招聘过程中不注重个人形象，恶语伤人，则会严重损坏企业形象，给企业无形资产带来巨大损失。

　　6．提升员工满意度。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种类型：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自我实现需求包括个人成长、发挥个人潜能、实现个人理想的需求。

　　一般来讲，低素质的员工具有低成就动机，比较容易为物质激励所激动，而高素质员工更关心他的工作岗位、环境能否提供心理满足。在这个前提下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招聘到低素质的员工，你就要不断的用物质激励去满足他的需求，但对物质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对于追求成本收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他只能满足这种欲望一时，却不能保证一世。另一种情况则是招聘到高素质的员工，如果工作岗位、环境和其心理需求一致，则较少的工资他也会接受，因为他看中的是在工作当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招聘到高素质的员工，企业只须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空间，让其才能自由发挥便可提升员工满意度。

　　7．营造和谐氛围。一方面，引进“新”员工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思想，使员工队伍具有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为“老”员工带来新的竞争，使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获得新的挑战。同时，高素质的员工更容易形成一个优秀的团队，在团队中竞争与合作并存，个人学习与团队学习并存，使企业步入良性发展。

　　当然，做好了招聘工作，对企业而言也并不是万事大吉。招聘仅仅是管理优化的关健之门，把好了这个门，将使企业的内部管理优化拥有一个良好的素质基础。事实上，如何留住这些好的员工，则同时也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招聘到好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基础！留住好的员工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企业成功的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