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南京 

     穿过诚朴雄伟的校门，是一条阔气的校道，栽着两排葱郁挺拔的梧桐，遮天蔽日。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了一条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60周年”。就在数天前，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教学楼后面的礼堂里，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那天，为吴伯雄颁授学位证书并拂正博士帽流苏的，正是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吴伯雄的到来，让这所气质内敛、不事张扬的学府一下子引来众人瞩目。“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与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吴伯雄的期许沉甸甸的，南大甚至还来不及反应，但陈骏告诉记者，接过这个绣球是肯定的，“南大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2009年对南京大学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三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6月4日下午，在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校长办公室，执掌帅印刚3年的陈骏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首次坦露他的治校方略，“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两岸关系推动者 

   《南风窗》:你觉得在两岸交流的这种大时代潮流里面，南大可以做哪些工作引领两岸的时代潮流？ 

    陈骏:我们是大陆高校中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说，由南大和北大主导，联合台湾大学，组织两岸四地大学校长联谊年会，今年第五届将在呼和浩特举行。这个年会让我们及时了解两岸四地高等教育改革的动态，加深相互了解，而且这些大学校长之间都建立了个人友谊，台湾校长们则通过活动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过去4年参加这个联谊活动的很多台湾的大学校长现在成了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像“行政院长”刘兆玄，他过去是东吴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交流中谈到两岸的共同发展，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有很一致的看法。这种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拉近了两岸四地之间的距离。 

   《南风窗》:政府间互动现在还存在障碍，而且政府更关心政治方面的东西。 

     陈骏:对。大学更加关注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政治上还有求同存异的问题，但在文化上学术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文化是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心灵的，甚至可以整合两岸价值观，为统一打好基础。吴伯雄的期许，南大感到这是历史重任，在推动两岸的统一大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南大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和台湾有一种认同感；另一方面，南大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早在10多年前就跟台湾方面建立起关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现在，吴伯雄又成了南大的名誉博士，他说得很好，南大在推动两岸交流中能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想的还不成熟，但作为大陆民国史研究第一重镇，我们正在和蒋家后代谈，包括成立博物馆、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人物。 

     新教改方案元年 

  《南风窗》:从2009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2009年推出？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50%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25%，余下25%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南风窗》:何谓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何培养？ 

   陈骏:他们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要具有开拓进取的业务能力，三是要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四是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五是要具有未来领袖的综合素养。 

    今年秋天进入南京大学的2009级本科新生，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课程和发展的选择，享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新教改还增加了教学计划的弹性，通过精简“课内”、强化“课外”，4年制本科生的总学分由原来的160分压缩到150个学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兴趣开展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新教改方案的本质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权利，完全以学生为本。

     今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招生方案，按院和类来招生，不再按专业招生。学生入校后，第一年接受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工医学生在一起学习。大二再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哪个专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四时，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都是选择机会，即刚才说的“三三制”。

     针对2009级新生，我们还会组织全校名师开出100门研讨课，即“研究性课程”，以小班教学为特色，面向全校公选。

《南风窗》:讲到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不说大学自主招生，你觉得自主招生对新改革有哪些积极影响？

    陈骏:在应试教育大格局不变动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呢？就是要补应试教育欠下的课。现在想要高中一下子去改变培养模式，做不到，也太难了，这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大事情。目前国家正在制定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里头肯定考虑中国应试教育怎么改革。那么，在没有改革之前，大学要做一些补课，这个部分就是通识教育。

     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争取扩大自主招生权。2009年选拔录取人数达到招生总计划的10%。今后，我们仍将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的步伐，并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能够实行“提前招生、单独命题、自主录取”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另一方面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新时代新使命

  《南风窗》:刚才说时代已经变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代里，你作为校长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陈骏: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创建世界一流，这是对校长压力最大的一个任务。现在各个大学都推出了时间表，但怎么样才能够尽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南大把这个任务归结为三句话:部分学科率先实现世界一流，其他大部分学科成为国内领先的学科，实现文理工医的协调发展。现在各个院系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制定计划，自己找自己的位置。要实现这些目标，最关键的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以及创造对国家对世界有帮助的重大科研成果等等。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中国的大学校长还面临一个压力，经费不足。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你的经费只有国外的几百分之一、几十分之一。一方面，国家对整个教育投资少，另外，真正投到高等教育的钱，如果了解情况的人，而不是那些指责高校鲸吞了国家教育经费的人，就知道中央财政一年的教育经费可能7000亿左右，但投到高等教育上只有几百亿。

  《南风窗》: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ESI世界前1%的只有7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22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19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Yale Tomorrow)，5年内投入35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17.5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2010年完成一座14层、包含21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GLOBAL COE计划”，韩国在推进“BK21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10年内分别使15所和7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200名。

   在2007年和2008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分别名列125和143名。差距巨大，南京大学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

《南风窗》:今年国家要制定到2020年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作为校长，你最期待什么？

   陈骏:呼吁加大教育投入，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南大来说，政府投入不是绝对大头，而且现在政府投入存在问题，校级财政很少，专项经费很多，在政府投入占我们政府经费支出的60%里，大概只有20%是校级财政，是学校可以支配的，还有40%是专项经费，学校不好用的。这样一来，学校就麻烦了，一方面专项经费在教师手上，另一方面，学校养老师却困难，想给他们加薪水都无能力。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请校友、企业家、社会捐赠，这个情况还很好。去年我们的捐赠数额，全国高校第二位，2亿，我们每年总预算是13亿，捐赠比例已经占到15%左右。我希望在中长期规划里，国家能够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为国家战略，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耶鲁大学在2008~2009财政年的“基金”收入为226亿美元；“全部研究费用支出”为4.767亿美元；“运作预算”为23.1亿美元。香港科大在2007~2008财政年的“研究资金”为3.5亿港元。目前，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大学“负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985”高校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瓶颈”。

 精英也到基层去

《南风窗》: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大家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情况，南大今年就业率乐观吗？

陈骏:我们5月26日统计的是65%左右，现在是70%左右，跟去年相比持平。我们在就业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原因一方面跟名校有关，另一方面跟学校的一些政策有关，比如商学院，要求当了老总的校友至少每人要接收一个毕业生，发动校友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确保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就业率不要有滑坡。

《南风窗》:就业率平稳是不是跟南大坚持不扩招也有关系？

   陈骏:我们的本科生规模一直在3000人这个规模，好多年都没有变，其他大学大举扩招的时候我们也纹丝不动。当然这也跟条件限制有关，扩招不起来，我们每年都为学生的住宿问题头疼不已。但就业压力还是存在的，文科都有压力。

《南风窗》: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像温总理说的那样，需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呢？南大一直强调精英教育，这是不是有问题？

    陈骏:这个跟转变观念不矛盾。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啊。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从基层去锻炼，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我们调查发现，南大的毕业生基本集中在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然后才会考虑苏南发达城市如苏州、无锡，这种观念确实是要改变。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不等于“终身岗位”，基层的环境更能锻炼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校长，我十分鼓励南大的学生到基层农村就业。2009年，我们共组织325名毕业生报名参与“大学生村官”选拔，有161人参加了大学生村官的笔试考核，有20人报名参与国家“西部计划”。

《南风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薪水很低，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去吗？

陈骏:我们承认，现在学生变得更现实了，但南大人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代一代的学子继承下来了，其实就是传承问题，“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一直是南大人的精神。

坦露治校方略

《南风窗》:有人提出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因应高校行政化这个问题，有的呼吁扩权学校董事会，弱化高校行政团队的权力，这是不是改革的大方向？

  陈骏:我们校董会1998年就成立了，但从我内心的想法，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要形成一个目标管理，或者叫概念管理。一个学校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朝什么方向走，让所有师生员工清楚。第二步是理念管理，办学理念，从上到下清楚。第三步是文化管理，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要打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用文化创造凝聚力、激情与理想。最后阶段才来做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放到最后，其他都成熟了以后再来改变它。它是上层建筑。我希望走从下到上的改革模式。我们现在还早呢，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理念现在还没把它弄得很清楚，下一步要集中智慧，把很多理念搞清楚，形成共识，

除了大楼和大师以外，这四个软实力，是一所大学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竞争力所在。这四个东西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过。可以这样理解，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循序渐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从上到下进行目标管理，即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南风窗》：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陈校长论述治校方略，真的是第一次吧？(陈骏问陪同采访的同事，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吧？左右答是。)看来把握住当校长的感觉了。

　陈骏：真的吗？(哈哈大笑)

　《南风窗》：陈校长怎样觉得更快乐，是拥有管理一校的权力，还是带领南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陈骏：我最快乐的事是，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认同，然后大家合力一起去干。我提出一个想法，同志们都支持，党政一致，一起去做，这开心！我们完全是一个共同负责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也要求我们进行公开民主管理，每年年底要让师生对党政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像新教改方案的制定，学生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感觉，要想把事情办成，还是要相信同事，依靠同事。相信大家，依靠大家。这是最重要的。

曹元坤 

    用管理猪的方式管理人，可以说是泰勒先生的创造，典型化的口号是“大棒和胡罗卜”。但泰勒先生当初创立这套管理猪的方式，却是对人管理的一大进步！他是将人从猪狗不如的境况提升到猪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前，人们用于管理人的方式还不如管理猪的方式。以至于他创立的管理方式，遭到了许多资本家的强烈反对。显然，这套管理猪的方式，已经让这些资本家非常不适应，他们也许认为：管理人用不着用管理猪的方式来管理！还好，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让泰勒管理方式终于走向流行，这是人的一大进步！

    然而，管理猪的方式，尽管比原来的猪狗不如管理方式有所进步，但本质上不是对人的最好的管理方式。好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梅奥等人通过实验发现，原来人与猪是不一样的动物，人不仅具有经济性还有社会性！于是对人用人的管理方式，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并由此掀开了人性化管理的帷幕！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幸福管理方式正在迅速兴起和发展。可惜，这股人性化管理之风，至今依然难能吹动中国，还只是在空中飘荡而没有在地面拂走一丝猪管理方式的尘埃。

    看一看中国的管理现状，不难发现，对人用猪管理方式还大有生存和扩充的空间。政府部门、企业甚至学校等，对此均是乐此不疲！请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某位副部长6月11日下午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事业单位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财政投入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基本工资制度已经改革了，但是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规划，还要实行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已经在义务教育中小学教师中陆续开展，其他单位也要陆续开展（引自童大焕博客）。显然，这位部长认为他所推崇的方式是“科学”的方式，所以，他特别在讲话中注明“科学”二字。对他的论述，童大焕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特将此文附在文后。谢谢童大焕先生！），我就不多费口舌。

    再看，当今对大学教师的管理，依然体现为猪管理方式。著名教授易中天先生发表了他关于“中国高校是养鸡场”的言论：“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政府部门、学校正在不断地将管理猪的方式应用于管理人，而且美其名曰这是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来管理人，企业怎样呢？企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推广猪管理方式，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套猪管理方式已经在企业管理中产生出了很好的绩效！呜呼！

    人是人！人是利己的，但同时人是理性的，人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幸福！人们向往和追求的是管理者能够摒弃猪管理方式，用人性化管理方式来管理人！我不反对在中国的现在，继续运用猪管理方式，但至少应该注入些人性化管理的思想。

附：千万别在事业单位和垄断企业里搞绩效工资
 童大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6月11日下午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事业单位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人事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财政投入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基本工资制度已经改革了，但是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规划，还要实行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已经在义务教育中小学教师中陆续开展，其他单位也要陆续开展。
笔者对在义务教育中小学教师中实施绩效工资深感诧异。基础教育是一个没有经济产出的培养人才的社会基础事业，中小学教师则是一个在当前压力极大和收入总体上不高的职业。对于这样的职业群体，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就是保证他们较高、较稳定的收入，而且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社会职业地位和声望。在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收入高于同级别公务员，而且受到社会广泛的尊重。在我们这里，别说公务员往往有巨额的灰色收入和单位福利，就是账面工资，中小学教师也很难和公务员匹敌，绝大多数教师，终生与清贫为伍。而且，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压力已经够大了，逼得一些地方的高三老师，每年高考前夕都不远千里到佛教名山烧香拜佛，为学生祈祷，为自己减压。如果再实行所谓的绩效工资制度，势必进一步加剧基础教育的急功近利倾向，使应试教育雪上加霜，增加老师和学生的压力，从而使教育离“自然，自主，自由” 的发展目标越来越远。
    不仅基础教育是如此，即便是科技人员，搞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考核也应该很不一样。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里面，应该用国家的钱，养着一些物质和精神上“养尊处优”的人，思考着社会、国家的基础性问题，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富有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才。用企业化管理的“绩效工资”，把整个社会和民族都绑在急功近利的战车上，绝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事业单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应该进行重新分类，一部分实际在从事行政执法职能的，要么取消，要么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变成行政执法机关，绝不能搞什么自收自支或者绩效工资，否则必然是权力商品化、罚没款自由化。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报刊社、出版社，此外还有大量的国家占有股份的垄断企业等等，实际上已是企业性质，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则，它们应该纳入到企业一类进行管理，而且还应该逐渐“去国有化”。诚如中国国企标杆之一、招商局集团现任董事长秦晓所言：“政府有没有必要去控制这么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他说他反对一种观点，即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来主控。“其他国家就没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没有国家战略产业？那你要回答我，第一，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要国有企业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你能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吗？在没有一些政策支持，没有一些垄断的情况下，你能证明吗？”
    对传统事业单位进行“权力的归权力，企业的归企业”剥离之后，剩下才是真正的事业单位，它们是从事公益性服务的单位，应该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而不宜搞绩效工资。
另外，那些垄断国企，虽名为企业，也应该坚决反对绩效工资制度，否则，绩效工资将会成为垄断国企大肆攫取国家和社会财富的通行证。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比2005年的55%又高出五个百分点）。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10倍。众所周知，垄断行业的巨额垄断利润并非他们提高竞争力的结果，而是垄断和“减员增效”的结果。对于这些行业，在打破垄断和去国有化之前，最应该实施的工资政策不是绩效工资，而是严格比照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进行管理。

一点五改写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初级民主：党派利益绑架国家（地区）利益

　　冷静观察台湾这两天发生的民进党事件，我一点也不感觉到奇怪！

　　我曾经在“和谐社会必备四大要件”一文中指出： 民主是根据信仰、道德和法律的原则，对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机制。民主，不是没有约束的民主，而是有约束的民主。

　　民主的原则就是信仰、道德与法律所形成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构成民主的边界，也即民主不能与信仰、道德与法律相对立。

　　我认为民主可简单区分为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

　　初级民主：党派利益绑架国家利益，通过民主的手段获取党派的利益。

　　中级民主：国家利益超越党的利益，通过民主的手段体现国家的利益。

　　高级民主：世界利益超越国家利益，通过民主的手段达至全球利益的和谐。

　　显然，台湾民主只能算是由初级阶段向中级民主过渡的民主。这阶段的民主，时刻都有可能走向流氓的民主，即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流氓的目的！当然，也更有可能向中级民主阶段挺进！关键就看当权者的智慧和民众的素质！

　　我们期待台湾成为走向更高级民主的华人样板！

　　台湾，加油！

　值得关注的管理学前沿:追随问题研究

曹元坤; 黄晓波; 谭娟

　　（此文发表在《当代财经》2008年第7期，请参阅。）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2

基于幸福的管理

　　　　　　　　　　　　　－－关于管理方式的一种思考

 曹元坤

　　对传统管理方式进行反思，可以归类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基于老板的管理，以老板为最高目的；其二是基于组织的管理，以组织为最高目的；其三是基于全员的管理，以全员为最高目的。但困惑是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带来更幸福，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导致更努力。

　　心理学三项重要使命，分别是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帮助健康的人变得更幸福和更成功，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但一起到20 世纪末，心理学关注的主要是第一项使命。对此，美国著名心理学家Martin Seligman 为首的心理学家提出心理学应该承担二项已经被遗忘的使命，推动了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的发展。心理学应该理解并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seligman,2002.转引自Alan Carr,2004，P1），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并解释幸福和主观幸福感，以及准确地预测影响它们的因素。作为一种临床上的尝试，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增进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而不是矫治心理缺陷。（ Alan Carr,2004 ，P1）。

　　幸福（happiness），是一种以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高水平的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ivity)和低水平的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ivity)为特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 Alan Carr ，2008，P40），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泰勒·本 沙哈尔，2007，P34）。由此带来的是问题的转向，从幸福到更幸福，即由“我幸福吗？” （泰勒·本 沙哈尔，2007，P7－8）转向为“我怎样才能更幸福？”，此举不但吻合了幸福的本义，还表明幸福是一个长期追求，永不间断的过程中的某一段。追求幸福应该是我们终生的目标

　　哈佛大学泰勒·本　沙哈尔教授（2007，P15－27）提出并区分了4种幸福的汉堡模型，分别是忙碌奔波型、享乐主义型、幸福型和虚无主义型。认为应该把幸福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2007，P55），当我们衡量商业成就时，金钱是最高的财富，衡量人的标准既不是金钱，也不是知名度、命运或是权力。他还指出，在过去50 年里，美国每一代人的富有程度越来越高，但幸福指数却没有什么变化。（P57）

　　同时要改变对工作的偏见，如果我们可以学会改变对工作的态度，把工作视为一种特权，而不是责任（对孩子也一样），这样，我们不但会感到更幸福，也可以尝到更多的东西同时有更好的表现（P98 ）。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压力对创造力的损害。传统理论认为，必须是有压力的工作，才能带来出色结果。现代理论则指出，枪口下的创造力，通常都会遭到枪毙的命运。虽然时间压力会使人们做得更多，也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更有创意，但事实上，压力下的思路通常创造力都是比较低的。时间压力会带来挫折，而当我们感到挫折或是经历其他的负面情绪时，我们的思路会变得狭窄、短线、更渺小以及缺乏创造力。（泰勒·本　沙哈尔，2007，P167 ）

　　基于幸福的管理策略的初步设想，其一是完善人性假设，确定人是幸福人（追求幸福的理性人）的人性假设；其二是以幸福感作为管理方式的评价标准，包括评价领导、干部、部门等；其三是注重过程，让员工快乐，为员工创造良好的物理工作环境，并提供合理的薪资；其四是改变薪酬的发放形式，在保质薪酬总体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让员工体会更多的快乐；其五是让员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其六是改变对工作的态度，把工作视为一种特权，而不是责任。

　　进一步的研究课题有幸福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企业内部幸福感的准确测量问题、外部因素对企业内部员工幸福的影响问题、约束机制与幸福感提升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自然可评估性高的事物类别及配置等。 

主要参考文献

（1）Alan Carr（2004）.积极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况志华，任俊.积极心理学:人性的理性复归.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3）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心理学探新，2003，（3）.

（4）泰勒·本 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奚恺元，王佳艺，陈景秋.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

李嘉诚

陈丹青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付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熹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付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付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转引自《读者》2008年第5期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

（一）肢体冲突

《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是杨帆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善于反潮流的杨帆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表演了惊人的一幕：2008年1月4日晚上，杨帆教授准备上《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最后一课，发现不少学生交上作业后，就离开了教室。极大的影响了杨帆教授的情绪，杨教授怒斥年那些 走掉的学生，并且挑选两位男生守候大门，不允许走掉的学生在教室同学通知之下，重新返回教室。生态经济学的最后一课，开始朝向恶劣的方面发展了。
    
先有男生踹门，接着是杨帆教授大开骂腔，后有女生怒斥杨帆教授无聊，这句话惹恼了杨帆教授，勇敢出击抓住女生，肢体冲突开始了。杨教授弟子打来校园110，最后在保卫处进行调解，迄今为止，事态似乎也没有彻底收场。

为什么大学校园里面，整天都是这种新闻？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大学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能否具有平常心？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有两个小例子，印象深刻。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狂傲，目空一切。这时候，校方 决定要收讲义费，惹恼了五四运动的精英，到处抗议，还要出现打人的局面，最后事情捅到了蔡元培先生那里。激昂的蔡先生一点都没有退缩：谁再要闹，我给他决斗。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好多参与了一二•九运动，教务长潘光旦先生看到学生耽误了很多课程，非常痛心，不愿意让学生们再闹下去。结果学 生恼羞成怒，准备对潘光旦先生下手。我们知道潘先生只有一条腿，但是，仍有学生把潘光旦先生的双拐扔掉，直到校长梅贻琦先生来后，才结束如此闹剧。但是，讲究中和位育的潘光旦先生并没有把清华大学校警招来，把学生弄到保卫处说事。

我记得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一所大学，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老辈人之所以令人怀念，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也开设选修课，想同杨帆教授交流一下体会。我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也可以说，不点名是我上课的传统。而且，我上必修课，从来也不点名。我鼓励上课的时候，同学们给我提问。哪位同学有精彩的问题，我就会给他高分。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如何激发学生思考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我觉得是本分。但是，在教学生活中，看到太多的老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进行限制和压抑。我也喜欢在学生来的比较少的时候，让学生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对常来听课同学的一种鼓励。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杨帆教授的办法，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办法。
   
比起杨帆教授，惭愧得很，我没有一本著作，所以，我就不必在选修课堂上推销自己的著作，更不会想到购买自己的著作会与同学们的分数挂钩，杨帆教授，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走得有点太远了，你不觉得吗？
 
（二）如何上课

萧瀚老师似乎对杨帆的学术与人格，早就具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不会在“杨帆门”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表《逃课是自由的象征》。难能可贵的是，也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杨帆居然能够沉得住气，静观其变。表现很大度的样子，转载萧瀚的文章，事情真是很有意思。
    
坊间有些议论，不着边际。比如，这个女生没有选杨帆老师的课程，为什么得知该教室上课，还要往里面闯？

我在河北科技大学上选修课，也遇到这种情形。有些同学习惯把书包放在一个教室占地，然后吃饭，吃饭回来之后，发现教室里面在上课。作为一位学生，大概有三 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敢进去，只能在旁边的教室干等；还有一种是到里面拿自己的书包，出来之后再找另外一间教室上自习；最后一种是把教室当作自己的自习 室，一边看自己的书，一边听课。事实上，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位女生——小姗学友，就属于第三种情形。在我的选修课上，我理解第一类同学的选择，宽容第二类同学的选择，尊重第三类同学的选择。
    
暂且不论杨帆老师将上课与选修学分挂钩，还是将交作业与选修学分挂钩，这都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杨帆老师并没有上最后一课。杨帆老师觉得冤枉的话，我们只能说杨帆老师上了另类的最后一课：文武双全满课堂。
    
萧瀚老师那篇《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尽管描述的是自己的课堂，但是，确实写出了中国大学生的状况。从教学管理来说，哪所大学教务管理部门也不鼓励逃课，相反，制定了详尽的规程惩罚逃课的学生。就我的观察和体会，尽管学生经常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挂在嘴边，但是，学生们对于所学的课程，毕竟是有主见的。老师是产生知识，还是贩卖教条，学生心理清楚的很。表现在我的课堂上，必修课程往往表现的死气沉沉，选修课上倒是经常碰到自由思考的种子选手。
    
在网络化时代，大学课堂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风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流的大学老师生产知识，二流、三流的大学老师仅仅是贩卖知识而已。这些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学生看来，往往是经过意识形态扭曲的教条而已。在这种时候，如果老师整天贩卖扭曲的教条，学生逃课就会具有真正自由的象征。
    
在我所任课的班级里面，我从来不觉得那些把教条背的滚瓜烂熟的学生有出息，我鼓励自由的思考，三番五次告诫学友们：哪位学友自由思考的含量高，那么他的分数就高。
    
我不相信，学生们看到萧瀚老师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之后，才学会逃课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学生们早就学会了逃课，但是，我判断学生们具有自己的逃课理论：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就是要逃；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都不能逃。
    
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受益，打死他，他也不愿意逃课。我的选修课程就有铁杆粉丝，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因为每次课程都能看到这些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我没有统计，不知道自己的选修课是否中国最大的课堂。反正在河北科技大学，我这学期就是使用的最大的教室——讲堂群202，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才明白能盛600人。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不来，但是，我不可能占用学生的时间，进行点名，这样我就免除了杨帆老师点名的烦恼。
    
我也没有效仿萧瀚老师，告诉学生们——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我经常在第一节课开宗明义：首先，我不点名。我明白，不能利用自己讲课魅力，打动学生们，即使点名，岂不是无聊的很？
    
再说了，那些不愿意来的学生，你非得让他们来到教室，这不是双重折磨吗？首先，这些学生不是在教室睡觉，就是看闲书。要不就是互相发送短信，或者说笑打闹。所以，我说，大学老师还要依靠点名树立自己的权威，真是不智得很！
    
（三）重建师道

河北电视台的一位老友，母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听说“杨帆门”事件，痛心疾首，急忙与我联络，进行交流。当时，我正好上传了“杨帆门”思考之一。但是，老友的意思，透露出母校学生堕落至此的慨叹，所以，我就不便直接说出我的见解。因为，我的见解与这位老友正好是相反的。
    
网络上的意见，只要是批评那位女生的，恐怕多站在师道尊严的角度立论，所以连带着批判萧瀚老师《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即使赞同、同情那位女生的，似乎也有 些不大赞同萧瀚老师的意见。谁也没有想到，萧瀚老师成为大家转移话题的一个目标，人言可畏，网络议论恐怕更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管理，越是具有传统和品牌的大学，似乎越是宽松。那些通过扩招上学的本三学生，所受的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我就目睹了本三学友的烦恼，晚上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离开学校的；没有特别的允许，也不能在宿舍里面，只能到教室里面学习，所以，经常出现“双重伤害”。喜欢学习的同学因为掺杂了 不喜欢学习的同学，不可能学好；那些喜欢玩的同学，在教室里面也不可能玩好。
    
作为任课老师，还有没有像杨帆教授这么“较真”的呢？好像在我身边，已经非常稀少。越是年轻的老师，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怪现象能够看得比较开，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毕业的嘛！能够将心比心。倒是那些教学中的前辈，看不开。再加上心里面师道尊严作怪，如果具有杨帆教授的名声，对学生又是骂又是打，就不奇怪了。尽 管凤毛麟角，但是，哪怕只有这么一位，引发的动静通过视频和网络的传播，都是非常惊人的。
    
大学教授丧失尊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大学校园里面，真正值得尊敬的老师，屈指可数。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1949年以来长期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尊师的传统，扫荡殆尽。我不赞成一种肤浅的意见，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中国古代带来的。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我不敢说有多好，但是，老辈的规矩什么都破坏了，能说是好事吗？
    
大学合并和扩招，本来就是当时政府因为扩大内需，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涨的大学学费，使得师生关系，带着日益严重的铜臭味。从一般学生的角度观察，我 交了那么多费，老师就应该提供服务。顾客就是上帝吗？再说了，上不上课，那是我的自由。就像在商场买衣服，服务员敢那么横？我投诉你。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当作商场里面的服务员，老师对学生态度好是应该的，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学生评老师的时候，就给你打低分，看你怎么着。所以，有人说谁能哄着学生，谁就是好老师。
   
“杨帆门”给我们的启迪之一，就是重建师道。总共上九次课，就有三次没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觉得都不应该。教务处网页上写着杨帆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所以不能上课，但是，我们的学生是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天纵聪明，也想不到杨帆老师已经在网络上请假了。其实，比杨帆情形更严重的，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此种情形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大学老师日益丧失尊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规程写着：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出席学术会议、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到外面讲课、不准在上课时间接听手机。如果我是大学校长，学生们反映，一位大学老师在自己的教室里面连续接听三次手机，情况属实，我就会在这位老师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对这位无比繁忙的老师说：“既然您那么繁忙，请您另谋高就吧？”

农夫懂得：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可爱”的大学老师，有多少人知道：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害臊脸红。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在学生考试的时候，高门大嗓：“同学们，作弊是可耻的”。
论文又不是大白菜，多多益善，杨帆教授居然已经写出了一千篇论文，他具有农夫诚实的品行吗？

（四）学生期待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机缘巧合，被分配到北京南郊一所工科院校。组织没有给我进行必要的心理学训练，就赶着鸭子上架了。好在我自己似乎冥冥之中，具有当 老师的潜能，第一节课就开始赢得了学友们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学友们对我的鼓励和同情，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没有掌声，我觉得就不是成功的课堂。
    
我觉得当好老师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主要是自己是否具有兴趣和激情，什么是激情，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说话的激情。一位大学老师，不喜欢与学生交流，我觉得不应该让他接着当下去，这样会造成双重痛苦。首先是老师的痛苦，然后老师把自己的痛苦传导给学生。喜欢著书立说的大学老师，如果觉得上课是特别痛苦的事 情，可以提出申请，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发现上课特别具有激情的老师，比如说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先生，都是激情洋溢着课堂的老师，听他们说话特别受用。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都是有口皆碑的好教授，他们之所以受到学生的爱戴，哪里是迎合学生，而是出活的学术和优美的人格。
    
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怎么也要懂得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位好的大学老师，按理说应该达到将心比心的境界。但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里面，将心比心的大学老师恐怕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了。
    
我们成天嚷嚷进行大学改革，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
    
当代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构成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友们通过互联网扩大了对学科了解和把握，所以，大学校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甚至革命化的变化。而我们的 大学老师依然在教室里面迈着四方步，捧着教材，照本宣科，或者念着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课件，可以想见，互联网时代的大学学生对于任课老师具有极大的期待。我 们做大学老师的，理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遗憾得很，往往是学生已经具有自己的博客，而不少老师不知博客为何物；学生有精彩的言论，不少老师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转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时代，年轻人极有可能成为中年人的老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老村先生说的中肯：不少知识分子，一打开书本，就开始糊涂。我补充一句：不少大学老师，不打开书本，照样糊涂。一打开书本，就会更加糊涂。
    
就业的压力、学费的负担已经压在转型时代的大学生身上，造成了心理特别的一代。这是被转型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与其说他们是浪子，不如说他们是弃儿。这些大学生还上小学的时候，大学还是免费的，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开始免费。两头够不着，造就了表面上冷漠，其实内心无比寂寞的一代大学生。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大学生看起来都比较成熟，有点像社会青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他们太熟悉这样的字眼了：赞助费。赞助费都已经被写入学多省份教育厅的文件里面了，难道还不能写到大学生的心中？
    
大学倒是还没有公开收赞助费，但是，普通本三学生一年一万元的学费，难道不是变种的赞助费？大学里面的辅导员，对于大学生过早的成熟，功莫大焉。我们想一想，多少奖学金是足额发放的？多少助学金是足额发放的？
    
总有一些天真的孩子，似乎总觉得大学是单纯的，觉得企业里面良莠不齐。我听到他们这种诉说，不愿意泼一瓢冷水下去。大学早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有没有围墙。大学所为何来？无他，做人与做事。 
当代的大学老师，不论在做人还是做事上，配做学生的模范吗？
        
“杨帆门”给所有的大学老师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大学老师，拿什么拯救自己？拿什么奉献给学生？

（五）考试形式

“杨帆门”引发的导火索，其实是考试的形式。但是，由于焦点已经进行了转移，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比较关键的环节。
    
一般情况下，我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选修课起码也得安排一百五六十人。真有老师，在选修课上点名，听说花样还不少。这学期我上《大国崛起》的选修课，每个班大概有五百人，两个大班，如果我也如法炮制，岂不是要命？
    
根据杨帆老师最后一课的情形，杨帆教授结课方式是写作业，据我查阅网上流传的杨帆教授《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只要最后一课交上就可以。如果杨帆老师开宗明义，必须听最后一课，下课的时候，才能交结课作业，当初注意沟通，原本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遇到过杨帆教授最后一课的情形，可能由于我人微言轻，没有必要耍大牌，所以，心里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同时，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形，即使是最后一课，学 友们也愿意接着听我讲课。非常奇怪的是，本学期有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教务处安排第九周开始，十八周结课。我们学校十六周已经进入复习考试。但是，复习考试并没有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上座率，课堂气氛热火朝天。

为什么原本不算问题的，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根据萧瀚老师对杨帆教授的判断，这是早晚要发生的，早发生，比晚发生似乎还好一些。萧瀚老师的证据是， 在学术讨论会上，杨帆教授从来都是一场战斗，不把论敌的嚣张气焰扑灭，那就不是杨帆教授。这一点，杨帆自己也不否认。
    
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如何结课，这是老师的自由。杨帆教授可以选择考试，闭卷考试也未尝不可。杨帆教授恐怕已经忘记了，最后交一篇论文就可以 结课的承诺。否则不会出现部分同学最后一课交了作业直接出去的一幕，如果这些学友交完作业，回到座位上，接着聚精会神听杨帆教授讲课，杨帆教授也不会受到 那么大的刺激。我们说，就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帮杨帆教授了，因为，他突然改变规则了。所以，我们说，杨帆教授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自己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此种做法，当然令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惊异。后果的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了。
    
如果，第一个同学到讲台上交作业时，杨帆教授大吼一声“不允许”，也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闹剧了。但是，当时杨帆教授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还在判断交作业的同学是否直接走掉。
    
坊间有一种议论，杨帆教授早就该教训一些80后学生了。现在到哪里寻找对学生这么负责的老师？这种意见糊涂，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认真负责，因为，杨帆的一贯表现，并不是认真负责的作派。问题的关键，既然早就规定的程序，杨帆教授为什么自己不按牌理出牌？

（六）世风日下

“杨帆门”中受到伤害最深的，也许就是那位女生——小姗。只要是批判女生的议论，大多从师道尊严的立场发挥。“不管老师怎么样，你也不能说老师无聊啊！”言外之意，杨帆教授的自尊，都被这位没有选课的捣乱女生抹去了。杨帆教授辩解的理由更是有趣：当时讲孔子，你说无聊，这是对孔子的污蔑（大概）。
    
杨帆教授没有想到，文武双全、气势磅礴的一节课，居然让这位小女子给折杀了。尽管《北京青年报》编辑采访当事女生时，这位女生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宽容，觉得杨帆教授的荣誉全让自己的冲动摧毁了。但是，杨帆教授心里面，不知道是否认为检讨至此已经相当深刻，应该宽容当事女生？
    
“杨帆门”通过网络，已经将事件放大了千万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杨帆门”到底是谁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当事女生、杨帆教授、萧瀚老师，在网络的世界里，似乎没有赢家。
    
如果杨帆教授主导事件的后续过程，那么，杨帆教授肯定觉得，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巨大的错位和脱臼，亟需校正。网络上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议论，支持杨帆教授的网友，大多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并且存在着进一步妖魔化80后学生的倾向。
    
我过去就是这么糊涂，有一段时间，没有对80后学生将心比心，而是抱着九斤老太的老脑筋，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言外之意，我们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到底我 们读书时候如何呢？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差不多没有花多少学费，就读完大学了。现在供一个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起 码也得十二三万吧！如果是艺术类的学生，正好又是本三的学生，没有二十万行吗？
    
现在的大学生，国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家庭负担，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感受了上学的压力和负担，我们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生，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吗？都说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奇迹的背后是如此沉重的包袱？经济学家能解释通吗？所以，80后大学生，天生就有一种忧愁和焦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朱镕基时代，正好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高峰。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都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导向。衰弱的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深思 明辨，就被拉向了不可预知的轨道。大学教师三六九等的津贴制度、中国科研生产的畸形机制、层出不穷的评估，使得大学教师群体日益矮化。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 号角，一旦吹响，哪里还能停下脚步？
    
科研型大学的迷梦，做大做强的口号、新校区的大干快上、本科教学评估的倒计时，都把大学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能，吹散到九霄云外。
    
谁能够理解，行走在偏僻空旷新校区的学友们，夜晚没有师长可以倾诉的烦恼和郁闷？谁舍得时间，愿意与学友们在闲暇的日子促膝谈心，谁即使赶不上班车，也要与种子选手交流思考的收获？
    
我最不愿意听到身边的老师，抱怨这些80后的学友们：“现在的学生们，都是什么成色？”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怎么好学生，都知道是自己教出来的；遇到不满意的学生，就不是自己教出来的？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坏学生都是让坏老师教坏的。
    
大学里面出现了世风日下的局面，我们每个大学老师都有责任。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拿很高的津贴，没有一定的职位，就可以脱离开这一切责任。
    
我们作为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是否忠于职守，我们是否付出了热忱，我们是否给学生一丝的关爱？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是有温度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温度，温暖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友们呢？

（七）良师萧瀚

特立独行的萧瀚老师，开宗明义——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不明所以的网友，看到萧瀚老师的题目，就觉得非常反动。本来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真抓的老师就少得可怜， 这位萧瀚老师居然还鼓励逃课，岂不是把自己竖成靶子？一般头脑糊涂的网友，尽管觉得杨帆不妥，但是，萧瀚对课堂无为而治，允许学生逃课，这成何体统？萧瀚 老师，自然成为移动靶，百口莫辩。
    
萧瀚老师平素结交的都是君子，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萧瀚寂寞素朴的追远堂变成了一般人士泄愤空间，背着误导学生嫌疑的萧瀚老师，实 在难以忍受奇耻大辱，做出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举动。杨帆门事件整整一周之后，也就是2008年1月11日，萧瀚老师在自己的博客——追远堂，登出文章，公告 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递交辞职书，辞去中国政法大学教职。
    
坊间对于萧瀚老师的辞职，冠以“勇敢的批评、暧昧的辞职”题目，倒还比较贴切。萧瀚老师在辞职信中，愁肠百结，欲说还休。似乎不愿意因为杨帆门让中国政法 大学的学友受到伤害，似乎在教师伦理上与杨帆不共戴天，似乎为了中国大学的清明，“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辞职不是不可以，这是萧瀚老师的自由，相对逃课来说，辞职更是自由的象征，大概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萧瀚老师不是思考一天两天，临时的决定吧！

冒昧得很，我挺喜欢萧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萧瀚老师的影子，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不爱开会，不爱填表，喜欢顶撞领导，落拓不羁，这就是我的写照。 不知道萧瀚老师如何上课，反正我一上课，就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反正我一点都不愿意不玩大尾巴狼。不用多媒体，不念教案，不上讲台，我属于比较典型的 “三无老师”。所以，在迎接评估的伟大热潮中，具有爱心的学院领导开导下，总算有点上课的样子，经常带一公文包。
    
萧瀚本来就是法学才子，门路宽广的很，所以，当时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在哪里还不是活！但是，萧瀚天生是老师的料，因为他对学生有爱。
    
萧瀚老师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态，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感觉萧瀚老师在上最后一课之前，思虑再三，踌躇已久，到底是否离开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最后一课的演讲辞，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法大学子的关爱，高扬着独到的大学理念。
    
我不大相信，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萧瀚老师，忍受不了网友的攻击谩骂，而辞去教职的。因为，我相信心里无私天地宽。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政法大学依然有用于担当的人物，萧瀚顶头上司，对萧瀚啧有烦言的何兵副院长，这位体制内的中级官员，在博客发表了自己看法，萧瀚不是好员工，但萧瀚是个好老师。
    
萧瀚老师一向飘逸，雅致，可以说是一个在精神上特别有洁癖的老师，他当然忍受不了野蛮、粗鲁的行为，只是不愿明说罢了。大学老师的良莠不齐，绝非一日，但是，所有硬件都向高标准看齐的大学，为什么在精神境界上如此低迷？
    
良师萧瀚，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固然是法大学子的伤痛，但是，其他大学的校长面对这么好的老师，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
    
难怪我们日益倒退，看起来处于滑坡的大学，还要一直滑落下去，萧瀚辞职可以惊醒几个人，但是，制止不了大学制度安排的堕落。

萧瀚老师离开了，杨帆心里滋润了。

（八）杨帆其人

杨帆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当过老师，他不知道老师应该怎么当。杨帆的简历确实很简单，1951年出生，1984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硕士，作过研究所所长，天津开发区、深圳特区都干过，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经济，顺便读了一个博士。2003年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中国政法大学。都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正儿八经教过书。一个五十岁的人，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都没有，说实在的，就引进过来当老师，这种事情，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一个，很多大官退休以后不是也愿意到学校 去吗？

这位名满天下，经常将“写了一千篇 论文、著作十五部、引用率国内第一”挂在自己博客上招摇的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真是包揽天下，并吞八荒的气派。但是，杨帆忘记了，大学者，师生从游之所也。
    
也许，杨帆就觉得自己是大师，给中国政法大学带来了无限荣光，至少，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千篇，著作增加十五部。这是大学没有摆脱量化的 幼稚举措所致。学术不是大白菜，论堆卖。杨帆自己说已经写了一千万字，有什么意义？难道杨帆贡献给学术界的就是“与澳大利亚开战、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 进行西部大开发”诸如此类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惊人之语吗？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里面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当然，一向傲慢的杨帆如果看到我引述前贤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谢志浩，你是哪根葱，还轮不着你说话。
    
尽管杨帆已经五十七岁了，我还是劝告杨帆：大学老师，更应该懂得爱。不懂得爱的老师，是不配称作大学老师的。
     
我希望通过杨帆门，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改变量化的机制，应该从学术品质和道德操守把关。

（九）师生关系

“杨帆门”这种极端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一种恶劣的师生生态格局。如此“密切”的师生关系，尽管在中国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前些日子不就传来中山大学 艾云灿教授体罚学生的丑闻？南北两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殴打学生，在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细心想来，在精神上摧残学生的老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我不 敢说是多少，但是，就我耳闻目睹，所占的比重，确实非常高。
    
杨帆有三次没有及时通知中国政法大学选课的学友们，据说写在教务处网页上了，可见，教务处认同杨帆请假的。经常请假这种事如果出现在其他老师身上，我们不 能说这不是教学事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如此具有人文关怀，早就考虑好了，既然杨帆是名流，学术会议多是难免的，所以，即使三次没有上课，都不是教学事故。我们不怕规章制度，我们怕的是如此具有弹性的制度，还能不能算是制度？
    
杨帆讲课的派头十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动不动就带着几十公里外的研究生来到昌平上课，我们也不便说什么。但是，杨帆不能来上课，为什么不安排学生干事在 黑板上写上“杨帆教授有会，《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课程顺延”？
    
当然中国大学校园中，大量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师生关系——没关系。老师上课念一下教案，表演一番，学生观看一番，下课之后，各奔东西。可以说，随着院校合并和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的师生关系，每况愈下。
    
为什么？原因是明摆着的。老师往往坐班车跨校区上课，桥西的老师偏偏安排在桥东上课，下课之后，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等班车时间，首先老师上课就要对自己 进行约束，如果拖堂，学生们还有课怎么办？这个教室下节课还有班级上课怎么办？关键是老师讲课时间超常，来到楼下，班车已经走了，你又不是校长，司机师傅 到点就走。从桥东打车到桥西，恐怕最少也要四五十元，让老师买单，合适吗？

为了避免跨校区上课的麻烦，不少学校盖起了新校区，不知道哪个部门的老爷规定新校区不允许盖教工宿舍楼。老师们的不方便，比起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 以，中国各地的新校区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学友们要问老师问题，老师一手拿包，一手拿着水杯，箭步蹿出教室，嘴里吐出“没有时间了”。真有较真的学生，追 着老师一直到班车点，这时候，班车正好来了，学友只能眼巴巴望着老师，依依不舍作别。

晚上，中国各地大学的新校区，都是年轻人的时间和空间。聪明的大学管理部门，还组织一些业余文化活动，但是，对于具有教书育人担当的大学来说，这些业余文化活动仅仅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年终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写上一笔：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细枝末节的活动，怎能满足年轻人做人与做事的追求？

我觉得导师制是一种相对不错的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几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思想和学术。当然，已经越来越雇佣化的大学老师，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会认为：吃饱了撑的，跑科研项目、弄职称、填表、奔波于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你精力居然如此过剩！
   
我建议中国的大学校长、教授，别整天跑项目、迎评估、请院士、弄科研、发论文什么的，争取在2008年利用一年的时间，想一想：大学的弊端，有多少是自己的责任。
    
出了丑闻，能够正视，痛定思痛，也不算是特别丑；但是出了丑闻，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大学最大的丑闻。
    
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一点怕与爱？

（十）反省大学

“杨帆门”在中国大学里面，还不是最邪门的事件。不是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吗！
    
我记得秦晖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现在，我接着秦晖先生的意思说：中国大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其实哪国的大学没有问题呢？为什么单单中国大学问题这么严重？不会是危言耸听吧！
    
我作为大学教师里面的草根，眼看着中国大学富裕起来，眼看着大学里面涌现许多成功人士，眼看着中国大学朝着死亡的路径飞奔。由于看不懂大学，就特别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自己接着开始忙活，追寻中国大学的历史，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梳理当代大学的问题，编了两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重建大学的尊严》 《北京大学改革：反省与更新》，总算是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弄明白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我研究的一个参照系。现在看来，谢泳、陈平原、杨东平、智效民这些研究大学史的先进，都有美化过去的大学的冲动和倾向，我自己也未能免俗。为什么这些先进都存在美化民国时期的倾向呢？当代的中国大学实在不争气，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是不怎么样的，都有底线。当代中国大学，与大学硬件快速提升相伴随的是日益堕落的大学校魂，到底堕落到哪里算一站，真是很难说。
    
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底线，首先，大学校名不会像当代大学变来变去，院系名称也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涵盖的学科也不会飘忽不定。这些都是大学的皮毛， 民国时期不学无术的党棍根本不可能在大学里面如鱼得水，横行无忌。那时候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那时候的校长，所服膺的大学理念，差不多都是蔡元 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那时候大学没有校训则以，一旦有自己的校训，都具有典雅的文字和深厚的底蕴，哪像我们匮乏到只能想到“爱国、奉献、团 结、创新”，而且就象得了传染病似的，互相克隆。那时候，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尽管有左中右派别之分，但是，在大学理念、学术操守方面，大家具有底线认同。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大学的学术生态循环中，政治和经济绝对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大学的力量。尽管国立大学经费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政府干涉大学的事情不能过度，因为大学具有独立的品格；那时候大学教授共同体的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他们知道哪些教授作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且教授的意见政府必须重视。陈立夫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这位部长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要进行学术评奖，我们看获奖者是华罗庚、陈寅恪、闻一多真正的大家。民国时期的大学，奉行兼容并包，所包容的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学者，那时候的大学校长根本不敢把退休官僚兼容到大学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能干：不仅退休官僚——邵华泽、范敬宜、赵启正可以兼容到著名学府，而且在职的官员弄个博士学位、客座教授，易如反掌，那些末流大学校长，想巴结还巴结不到呢？所以，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都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稀缺资源，而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真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苟且偷生的一代：不敢向权势集团说不，有能耐向草根说不；向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晚辈邀宠献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又打又骂； 没有勇气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有能耐呼喊“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没有胸襟提拨真正的学者，但是经常聘请明星成为客座教授；中年的秦晖教授不能带博士生，卓越的单少杰不能成为教授，张鸣不平则鸣就被抹掉系主任……
    
要我说实话，中国大学能要的地方实在已经不多了，但是，穿过黑夜的我的手，还是能够触摸到一点光明，厦门大学不就把谢泳聘过去了吗？
    
既然，大学已经暴露了这么多弊端，通过望闻问切，就会清楚病灶在哪里，我是改良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宏大目标、点滴努力吧！
    
自由、平等、民主的光辉，一旦照亮中国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人，便会解放成为真正的人。

（十一）课堂自由

萧瀚老师因为“杨帆门”事件，引咎辞职，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刚烈之士。杨帆首先不会想到自己有问题，其次有什么事情都能死磕。不要 说唤醒社会，就是杨帆都不能被唤醒，可见道义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事女生却具有道德觉悟，觉得自己不够宽容。具有底线良知的人，才 能够被唤醒。
    
萧瀚老师辞职的一大原因，就是那篇很纯正的文章——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以我所见，逃课获得的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读过大学的学友，没有逃过课的，绝 对是少数。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就读的时候，不瞒各位先进，可以说是我们班里逃课最多的一位。作为获取这种消极自由的代价，好几门功课，被挂 科。
    
有人说，这时候，你逃课逃到哪里去了？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互联网，否则我可能到网吧里面消磨时光。我只能老老实实到图书馆里面，目的很明确，查找资料，在讨论课上把我不能容忍的观点痛批一顿。
    
有位网友说得好：花了那么多钱，谁愿意逃课，可是，一遇到那些照本宣科的就没有脾气了。
    
上课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所占的时间很长，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上课学不到东西？难道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不讲玩意？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探索，真正出活的课堂，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伯拉图学园、或者宋代的书院，导师和弟子联袂在名山大川，卜宅而 居，坐而论道，神思明辨。直到现在，欧美学府保持着一种讨论的传统，导师开大量书目，学生写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宣读和评议，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推 崇的“席明纳”。
    
当代的大学之所以进行一种教条式的宣传，坊间有一种议论，说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
    
大学既然是思想的探险，那么大学课堂理应充溢着自由的空气。但是，自由的空气有点稀薄，呼吸困难。大学课堂充斥着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与当代中国大学的 生态格局有着关联。老师们讲的都是克隆别人的，这样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最保险的。按照某大学的老师规程来讲，就是课堂上讲述正确的理论。自然科学我不知道，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末流的大学老师都以讲述“正确的理论”沾沾自喜，“正确的理论”几乎可以等同于绝对的真理，是不容学友们置喙的，但是往往沦为“正确的 废话”。所以，这里我说一句话：多少大学老师的课堂上的风气特别具有中世纪修道院的氛围。
    
大学课堂上就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一幕，首先老师不愿意学友们提问。学友们质疑，老师会解释说：教案早就写好了，里面没有安排提问时间。其实，这都是骗人的借口，遮掩不学无术的本质。
    
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课程，不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只能充当庸俗的辩护士。大学课堂，伤心之所。明明大学已经超负荷，严重超载，非要说成这是做大作强。明明农民进城打工，本来已经成 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非要创造一个名词——“农民工”。明明北京市的繁荣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但是非要号召政府制定政策限制低素质的人群进入北京。中国有多少大学教授，变成了“叫兽”；所谓“叫兽”者，嚎叫的野兽是也。
    
应该对大学课堂来一个启蒙运动，运用理性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大学课堂依然在仰望星空。
 
（十二）精神养料

人孰无过，过而改之，就是很好的事情。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预先找好退路，中国的大学老师在与学校的博弈中，没有办法不处于弱势地位，除非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者是政协常委、人大常委什么的。中国单位制度的社会安排，使得大学老师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流动的。

大学老师的道德境界的矮化，与这种单位制度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密不可分。萧瀚老师尽管表面上没有遇到潜规则的骚扰，但是，通过网络放大的 “杨帆门”，激荡着汹涌的波涛，萧瀚老师在这种波涛之中载沉载浮，心里觉得可能有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恐惧。
   
一种让人心绪难平的局面和生态就出现了，要么乖乖在大学里面默默任教，要么被赶出大学之门。说实在的，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是与他们的生存能力相匹配的。
    
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大学教授丧失了尊严和担当。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最没有正义感的群体之一就是大学教授。萧雪慧老师长期不能讲课，我们装聋作哑，单少杰先生不能成为教授，我们甚至连唏嘘感叹的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所关怀的只是自己的蝇头小利：课题、职称、项目、基金。

大学是思想自由的象征，我们不仅没有道义感，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具有理性的清明。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热烈赞同杨帆教授的提议，希望深入讨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进一步深刻反省：到底我们是吃着什么长大的？

2008年1月9日—18日，石门书菜楼

转自《学术批评网》